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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一天的研讨会结束，即将离开何香凝美术馆时，记者在展厅的一面墙上看到这样一行字——“记录即历史”，下面用小字写着：“华人艺术项目是从世界的两端往中间走，这里海外以华人为主题的艺术活动是向世界推介华人，而以何香凝美术馆为代表的国内艺术机构所做的就是把弥散在世界各处的信息记录下来。记录就是存在，记录就是历史。”(完)(《中国新闻》报 记者刘军报道)

而在裴钊看来，华裔建筑师朱明给出了另一种答案。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朱明在巴西圣保罗州的伊利亚贝拉岛上设计了一片住宅。这些房子同时拥有意大利和西班牙风格的红瓦屋顶和中国园林风格的石栏杆，既继承了圣保罗的“粗野主义”，也渗透着当地的土著文化。“作为一个移民建筑师，她不是单纯的怀念母国文化，而是把所有的本地文化、在地文化都尊重了。”裴钊认为，以朱明为代表的拉丁美洲华裔建筑师们不是通过强调文化差异获得身份，而是在缝合差异的过程中创造新的身份。

93040大港澳app下载3月16日，“金山路：地球两端的华人与现代视觉书写”研讨会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举行。这是一场不走寻常路的研讨会。8位演讲学者的题目虽然都跟美洲有关，但领域涉及艺术、建筑、人类学、移民史、文化传播等，跨度颇大，以至于谁也不认识谁，很多学者甚至连会议策划人王晓松也是头一回见。“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新奇的研讨会”，裴钊说。他是迈阿密大学建筑学院客座教授，当天到场的唯一一位建筑研究专家。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了跟其他人的连接点——“打捞”失踪的海外华人艺术家。

作为策展人，王晓松除了关注艺术创新，对作品背后的个人记忆和家庭叙事同样看重。在他看来，几千万海外华人中，艺术从业者只占其中非常小的比例。全球华人艺术展的主体始终是“华人”。在何香凝美术馆里，有几幅委内瑞拉华人钟永照的作品，他移居海外四十余年，一直坚持在画水墨画。“许多老侨将书画作为一种像功夫茶一样的日常生活习惯，书画担当了海外华人与故乡的心理和情感‘通道’”。

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杨慧丹“打捞”的是最早前往北美的一批粤籍艺术家，包括近年受到学界关注的“中国油画第一人”李铁夫，以及比李铁夫更早赴美并以西画写实技巧谋生、第一代华工移民潮中的唯一一位画家兼摄影师黎墉(LaiYong)。由于年代久远，“打捞”难度很大，杨慧丹联系了广东和美国的相关机构、艺术家后人，但只能找到只鳞片爪。即便如此，李铁夫和黎墉也还算幸运，因为同时期的留美艺术家群体中，有不少人彻底失踪，“他们既没有在中国艺术史中留名，也没有出现在美国艺术史的书写中，成为双重缺席者。”杨慧丹说。

“汉语学术界、新闻媒体没有介绍朱明的文章，葡萄牙语和英语界资料也非常少。”裴钊通过在网上搜到的仅有的三四篇文章，辗转联系上朱明的儿子，并在去年赴巴西登门拜访，慢慢拼凑起这位英年早逝的华裔女建筑师的一生。“传统的建筑史研究，关注的是典范，是著名作品和大师。副作用是造成一些观察的盲点，屏蔽掉异质性样本。我想引入移民史视角，既可以从移民个体出发，对具体的人的生活经历展开文化融合的个案研究，也可以从移民群体出发，把其作为一个共同体讨论文化融合过程的特性。”

近几届全球华人艺术展都特别关注了“新水墨”。水墨是全世界华人共享的话题，它出现在全世界不同区域、不同时段、不同职业群体中，有一种奇妙的文化凝聚力。而海外华人在各地与自然环境、与在地艺术思想的交流，为水墨开出了不同的形态。靳杰强的尝试就是其中之一。

在何香凝美术馆里，一张华裔女性的巨幅照片旁边配了这样的文字。这是由加拿大华人艺术家顾雄创作的“家系列”摄影作品。顾雄和他所展示的移民的刺痛是“轻舟强渡——第六届全球华人艺术展”的内容，也是此次与会学者、中山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杨小彦的研究样本。作为在温哥华生活过5年的人，杨小彦最关注的是当地华人艺术家的“挣扎”。

这个问题在顾雄这里得到了某种解答。他到温哥华后，一切从头开始，在餐馆打工、做搬运工，他把自己的经历、听来的移民故事以及移民带来的刺痛都记录在作品里。最近十年，他在拍有关牙买加劳工的纪录片。“顾雄的创作主题从未变过，始终是移民，移民面临的困境。西方人也会来看他的展览。”杨小彦说。

“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间，有一批海外华人艺术家是外界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的。除了朱德群、赵无极这些知名华人艺术家，其他人的艺术和生活方式值不值得关注？每个人背后都有很长的故事，这是一个大历史书写没办法完全覆盖的。”作为本次研讨会策划人、“轻舟强渡——第六届全球华人艺术展”策展人，王晓松最近几年一直忙于“打捞”，“打捞”海外华人艺术家及其作品，在何香凝美术馆展出；为参展艺术家做口述史，“给后人留个线头，让这些人不被淹没”；“打捞”裴钊、杨慧丹这类从各种角度切入移民研究的学者，创造机会让他们在一起碰撞观点。

“我来到马里兰，第一次游波尔多克河大瀑布公园，看见那里的激流瀑布，便有创作这些流水的欲望。后来游尼亚加拉大瀑布，更为它浩荡之势所震撼，但我所学的传统国画技法，都无法胜任。我尝试多年，有次学习范宽的山水，突然在山石上的短皴上得到了灵感，便开始用短笔来画水，才慢慢有些进展。”这是何香凝美术馆一幅水墨画所配文字，写下这段话的是从广东番禺移居美国的靳杰强。

裴钊“打捞”的是一位拉丁美洲华裔建筑师。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很多城市都散布着造型大同小异的“大耳朵”电话亭。鲜有人知道，这个时尚又实用的设计出自巴西华裔女建筑师朱明(Chu MingSilvia)之手。大耳朵电话亭先席卷巴西后风靡全球，但朱明的身影却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从中国香港移民加拿大的谭华南进入了他的视野。谭华南是知名岭南派画家赵少昂的学生，画一手漂亮的花鸟画。到加拿大后，摆在谭华南面前的是一个两难选择：继续画花鸟，容易谋生，但难以跻身主流艺术圈；抛弃以前风格，大胆创新，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输得更惨。谭华南选择了后者，结果他在铁板上创作的抽象画没人欣赏。极度焦虑下，走完了他悲剧性的人生。“这让我意识到，带着强大文化基因的中国人到了海外，遇到同样强大的西方文化，如何处理文化碰撞，如何突围，这是每一个华人艺术家都要面对的问题。”杨小彦说。

“在加拿大，当两车相撞/我们叫车里面的人为/车祸的受害者/在加拿大，当两种文化相碰撞/我们称这样的人为/移民/都是沉重的损失/就好像/当你从梦中醒来/却发现世界的图案/已被拆散，又重新组合/熟悉的纹理和生活方式/消失了/就如同车祸发生之后，必须重新学习所有的一切/作为一个孩子学习是很自然的/与生俱来/但作为一个移民去学习，钻心的刺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