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87岁的白先勇时常感念齐邦媛多年来对自己的肯定，“她一直很器重我，对我的《孽子》《台北人》等小说都很欣赏，也常给予鼓励。”

2012年至2020年，白先勇先后推出三部与白崇禧有关的传记，合为“父亲三部曲”。齐邦媛本有意为老友执笔撰写书评，但意外于家中摔倒受伤，写作无法继续。白先勇说：“没写完的稿子应该还在她家中”。

白先勇小齐邦媛13岁。对于齐邦媛在80多岁的年纪写出《巨流河》(2009年出版)，他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写父亲传记的速度还赶不过她。那个时候，她常常鼓励我。在我心里，她就是我的Model，是我的模范。”

令白先勇印象深刻的一次共同经历是在2015年，二人在台湾世新大学出席有关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讲座。“那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齐先生的一番演讲后，好多人都掉了眼泪，我也没忍住。她演讲结束，我走过去拥抱了她。她的爱国之心，太令人动容。”

齐邦媛晚年选择位于桃园龟山的养老住宅独居，白先勇曾驱车探望。但近年，齐邦媛与老朋友们相聚机会变少。“加上新冠疫情的因素，她几乎不见人了，我都是托请朋友向她打电话问候。”白先勇介绍。

直至今日，齐邦媛和白先勇的文学作品依然感动两岸读者。白先勇认为，两岸读书人是在感怀那一段历史岁月，齐邦媛通过文字帮助大陆读者看见她的亲身经历。

欧洲杯波胆作为同时代的台湾知名作家，白先勇与齐邦媛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二人在另一作家林海音组织的家庭文艺沙龙上一见如故，之后开始了长达近40年的友谊。

齐邦媛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是用中文写就的自传《巨流河》，在两岸收获好评无数。这本记述父辈及家族在动荡年代从辽宁迁徙至台湾的回忆录，与白先勇为父亲白崇禧整理的三部传记，拥有相近的大时代背景。

过去40年，两人在不同场合都高度评价过对方的文学作品，齐邦媛曾说，白先勇的《台北人》有着“早慧的冷静”，每次读都有新感受；对于齐邦媛的著作《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白先勇则评价，这是“延续文学的香火”。二人都认为，“教人看见上一代知识分子所关心的、行动的(事)，是比写自己更大、更重要的事。”

白先勇说：“我和她的连结很紧密，一来是因为文学上的来往，二来是一样怀着忧国之心。尤其是第二个连结，我们是很(有)共同(感)的。”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是民国政要，他携家人辗转来台后，因与当局领导人意见不合而受到打压。“这一点和我父亲(经历)的历史是相关的，而且他们两人(白崇禧与齐世英)本来也认识，且有往来。”白先勇说，到了他们这一辈，写父辈的历史，是一种对于历史的“相互支援、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