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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涛进一步解释道，对传统文学期刊而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少。文学期刊长期形成的悠缓惯性，注定无法短时间内适应快速多变的互联网节奏，在与直播平台的对接中，这是无法躲避的天然矛盾。“譬如直播内容、刊物定价、备货数量、物流派送、如何加印等等看似细小的环节，都是很现实的难题。但这也是文学期刊在进入互联网领域后都要必然、必须面对的事情。”

最近，《收获》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吴越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几天前，有位朋友一边关心他们是否还接受新人作者的投稿，一边说“让网红带货，笑掉大牙”。

“这次文学与互联网的碰撞产生的热度，带来的影响令人惊叹，已远非‘奇迹’一词所能涵盖。这是文学活动，也是文学现象，更是文学事件。”《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陈涛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两场直播会是一个转折点，当然也是文学融入现代传播格局的坚定起点，在文学期刊发展历史上，会留下浓浓的印记。”

“对大多数人而言，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文学作为一切艺术门类的母体，如同空气一样陪伴着我们。”陈涛再次强调，“作为写作者，都应该心怀对文学的敬畏，不断深入生活，扎根大地，以真诚的态度和精湛的技艺书写好我们的生活与时代。”

订阅整年刊物的黄金期是2月之前，这对《收获》来说时间紧迫。吴越告诉记者，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他们跑完了从对接到直播的全过程，最大的感觉是“事在人为”。

“有人将此举定义为文学的自降身价，是向网络流量的妥协，其实这倒大可不必。文学从来都是真善美的传递，是与人为善的存在，文学刊物通过有效的方式深入广大读者内心，终归是一件好事。”陈涛的态度与立场是鲜明的。

直播过去半个多月，吴越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青年作家的投稿增加了很多。“有了更多的期待，酿‘好酒’的劲头就更足了。”吴越说，直播当晚大量的弹幕及迄今超过4000条的商品评论中，提到最多的是“亲切”和“信任”。“我们希望承接住这份信任，在每两个月的相会中，带给读者独属于文学的知心与感动。”

“《收获》从创刊起就在努力保护、珍爱、接续文学传统，那绝不是‘画地为牢’的传统，而是‘与时代同行’的传统。在书报亭消失、邮局订阅式微的情况下，如果通过直播能近距离地和读者交流，那就去直播间——这并不可耻，也并不可疑。”吴越说。

5261:com-www:5261:com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收获》相继走进直播间，获得上千万元的成交量，文学与互联网的碰撞产生的热度，带来的影响令人惊叹。优秀的文学刊物也曾是那“深巷的酒”，直播让从业者认识到，文学的读者还在，只要寻找到合适的渠道，文学就有“破圈”的机会。热闹过后，一切又回到了“酿酒”日常，组稿、审稿、编辑……内容为王的道理是不变的。

优秀的文学刊物也曾是那“深巷的酒”，直播让从业者认识到，文学的读者还在，只要寻找到合适的渠道，文学就有“破圈”的机会。

主播董宇辉，无疑是两场直播取得不俗销售成绩的重要因素。“董宇辉对文学有独到的见解，他在文学讲述中出色的表达，以及引发的共情，无不体现出他高超的能力。他如同一个‘信使’，在传统文学期刊寻找读者、文学魅力的社会传播等方面意义重大。”陈涛认为，事实证明这场合作达到了共赢，“与辉同行”帮助《人民文学》找回了许多读者，而这样的直播，又进一步提升了直播平台的文化品质。

3月12日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首次“中国行”的最后一站，走进“与辉同行”直播间，与主播董宇辉一起畅谈文学并带货卖书。

吴越认为，真正要在意的是——无论如何变化，无论载体为何，文学真正昭显的是人性，传承的是人类精神。与其讨论人是否需要文学，不如讨论我们的文学是否依然在洞察着人性？是否在伴随着人类精神那些幽微而深刻的变动？

《人民文学》杂志的直播首秀，也是“与辉同行”直播间首次“全程只卖一份文学杂志”。筹划前后经历了9个月，毕竟“对合作双方而言，由于尚无先例，直播效果难以预测，这就要求前期的大部分决定更需要魄力和担当”。

2024年第3期《人民文学》到达读者手中，正是惊蛰和春分之间的日子。如果细心留意，就会发现3个页码的“人民阅卷”刊登的，是从《人民文学》杂志社抖音号和微信公众号、“与辉同行”抖音号等平台选出的网友留言。

直播的热闹过后，一切又回到了“酿酒”日常，组稿、审稿、编辑……“直播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文学期刊面临的瓶颈，对此我们心知肚明。”陈涛说道，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对文学期刊而言，内容为王的道理是不变的，发现并刊发优秀的文学作品，酿出“好酒”，是从事文学期刊工作的第一要务，也是他们长期坚持的原则。

“传统文学刊物在与互联网拥抱时，或许动作有些笨拙，但我们并不缺乏互联网精神。合作首先是基于对彼此工作的尊重。互联网精神与文学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阅读和上网都是一种信息的平权，都包容个体的差异性并且鼓励创新。我们相信，让越来越多的人读到文学，有助于改变严肃文学或多或少被限定在某些认知樊笼里的现状。”吴越说。

“这里面难道不是有个悖论吗？假如一个人期待‘作者不问出处’，那么他也应该接受‘读者不问出处’。凭什么直播间下单的读者就一定是看不懂文学的呢？那这样的文学是谁需要的，又谈什么承载时代悲欢？”吴越的态度与立场同样是鲜明的。